苏联代印第二版人民币揭秘


大唐收藏网 2011-11-25 09:06:24 浏览量:3


      新中国成立之初,中国政府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面额最大的纸钞。当时我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去请苏联代做?一批已向公众开放的外交档案,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绝密内幕。
      我国第一套人民币自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起发行,由于这套人民币采取多地区分散设计、制版、印刷和分地区就近发行的办法,因此缺陷较多。主要是内容繁杂,主题思想不突出、不明确,图案既有反映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场面,也有反映交通运输的场景、名胜古迹等等;钞票种类多,面额种类差别大,最小面额为1元,最大面额达50000元;单位价值较低,纸张质量较差,券别种类繁多,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,文字说明单一,票面破损较严重。印刷技术各异,从石版、凸版、胶版、凹版到胶版、凹版套合均有,油墨、纸张就地取材,导致印制质量参差不齐,有的钞票相当精美,有的比较粗糙。从整体上来说,防伪性能较差。
       
      1952年4月初,为了健全货币制度,我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,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开展。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,只好请“苏联老大哥”帮忙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亲赴莫斯科,于4月6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的意向。随后,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贺晓初副局长和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,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。1953年2月初,中苏双方就钞票印样、数量、交货时间等事项签订合同。
      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了中苏双方的商谈和有关事项的签约全过程。档案记载:“张大使(向苏财政部长兹维列夫)申明:系受总理委托而来”。
      张闻天大使曾对兹维列夫强调:“由于我东南边疆,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,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。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……要像卢布5元、10元上的花纹那样好”。
      最初,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、50元、10元、5元四种,总金额位40亿元。7个月后,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电报,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,提出钞票票面“采用不超过3元和5元的票面”。兹维列夫表示,钞票面额改小,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,印钞工作量将相当于原计划的3倍。
      当时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解释说:“政府曾再三考虑过……现在改变的计划势在必行,仍望苏方多多帮忙”。
      国内也为印制新钞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。档案详细记载了国内送去的物品清单,包括国徽、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,套花画样,民族大团结、石雕和敦煌照片,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、钞票样本、规格尺寸等等。
        一年半后,1954年4月12日,张闻天大使向苏方提出了“新印10元券20亿元,计2亿张”的口头请求,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内全部交齐。
        1954年10月,张闻天大使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,除与苏方再次确认新印10元券外,还解释:“设计稿样须重新设计,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,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,亦请考虑”。照会还增加了5元券的印数为“20亿元,计4亿张”。
        对于印制计划的再次改动,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比曾回答:“困难当然有,你们有,我们也有,不过是可以克服的,算不得什么”。
        最后,苏联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,其中有1.6亿张3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4个月交货。自1953年9月底起,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列一列从莫斯科开出,前往满洲里。货物品名被写成“技术装备”,发货者是“苏联木材公司”,收货方为“满洲里进口公司”。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。
        为了安全起见,交货俱在白天进行。苏联方面特别提醒:“在中国境内运送时,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”。
        在新钞交接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。1954年7月5日,“苏联木材公司”经理在5元券即将启运时,向我使馆诚实告白:“承印3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,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制了95万张,因此数量巨大,故建议仍运交你方”。对于这批苏方擅自加印的3元券,南汉宸行长很快答复同意“运交我方”。
      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了9批次的人民币。
        
      在“苏联老大哥”的帮助下,新中国有了第一套采用胶凹套印,版纹深、墨层厚、有较好反假防伪功能的人民币。1955年3月1日,苏联印制的人民币3元、5元券和国内印制的2元券、1元券及角、分纸钞共10券种发行流通;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10元券。后来,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起限期回收1953年版的3元、5元和10元纸钞,一个月后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。


 

第二套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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